文 | 许长忠 王进
2025年春节，中国很兴奋，世界很热闹。
中国杭州突然冒出了一个DeepSeek的人工智能公司，成为春节期间全体中国人兴奋的焦点。
这个名不经传、创业才一年的民营小公司，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出道就让美国最当红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家公司股价大跌，一天跌掉数万亿美元市值，以至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在百忙之中抽空发表相关感言。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就职，即时不我待开始了密集的内阁官员任免，颁布了系列的大刀阔斧政策，不遗余力地推进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关措施，这些无疑将对美国及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国选择党(AFD)全票高选联邦议院选择党党团主席，1979年出生的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女博士，为国家总理候选人。与美国特朗普同出一辙，魏德尔打出MGGA（让德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兴奋和热闹的背后，是大国之博弈，博弈的焦点是国家竞争力。
何为国家竞争力？
关于国家竞争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经济学家更趋向将其定义为，国家可持续创造并保护财富的能力，并从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几个方面去进行测算。
用简单的公式来表达：
Y = F（C、L）
Y代表国家需要的各项产出（Output），C代表国家所能动用的资本（Capital），包括可货币化的各类自然资源、物化的生产制造厂房设备等产能、及货币资本等，L代表国家拥有的各种劳动力（Labor），而F代表国家所能组织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或生产效率。
一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强不强，就看C、L及C和L如何组织和组合，以及最后的总产出Y。
如果C弱一些，即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足，经济基础差，但L总体不错，F能高效组织起来L，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发挥出最大价值，Y可以达到最大值，相对而言，国家竞争力会越来越强。
如果L弱一些，即人口稀少，但C即资本充足，国家经济基础好，F可以吸引国外L与国内C优化结合，Y也可以达到最优，国家竞争力可以更强。
可见，C与L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如果C和L都很弱，F就是关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近百年来始终贫穷落后，无法自拔；而有些可以白手起家，数十年后走入发达国家行列。
如何C和L都很强，只有F不要太差，国家竞争力仍然可以保持领先，但是，如果F衰退，导致资本C收益下滑，L人非所用，C和L外流，国家产出Y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的某些强国或富国数十年后，会衰败为落后国家。
所以说，C强、L强、F强，国家竞争力就必然强；如果C和L不太强，F强，假以时日，国家竞争力也会赶上来；F极为关键，即使C和L都强，如果F下滑，国家也会走向衰退。
为何资本很重要？
通俗一点，资本就是各类经济活动或各种生意的本钱，这个本钱是可以相互兑换，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小到一个个体户，大到一个国家，经济活动都需要本钱。
个人没有本钱，大多选择是打工。有点积蓄和信用后，可以起步做点小本生意，日积月累，加之天时地利人和，少数或变成大企业家。当然，少数人一无所有，又缺少就业机会，大有可能沦落为流氓无产者，专营偷窃抢劫、坑蒙拐骗之勾当。
一个国家没有C也没有财政盈余，发展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改善人民福利，都将无能为力。
案例一：C严重缺乏的国家
一个国家一穷二白，既缺乏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又没有物化的生产资本，更没有货币资本，就是典型的C严重缺乏。
C缺乏的国家，很有可能像流氓无产者，以极其有限的财力首选发展武力，对内保护当权者的权力、统治和利益；对外时刻关注资源充沛或富有的邻国，一有机会便可能出兵入侵，抢劫土地、资源、物资和财富等。
C缺乏的国家，最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积累资本，并相应进行资本替代，好的F将推动国家从L单轮逐步到L与C双轮发展之路。
全球近200个国家，10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极少数。
案例二：C基本具备的国家
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C，那就具备了发展的基础。
如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发，资本自然会追逐，人才和技术会随资本涌入。这时，F发挥关键作用。如果F组织并规范到位，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上下游集聚利益大多留在本国，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如果F没有发挥好，资源、资源开发、资源开发收益及产业集聚利益都可能被外国资本或本国权贵垄断，资源没有为国家整体服务，大可能变成极少数权贵的资产而被垄断经营。
所以，我们看到少数资源型国家在数十年中，依靠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和多元化，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人民得到很好的照顾；同时，也有很多案例表明，不少资源型国家反反复复反而变成落后国家。
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C是基础和本钱，有之可以提早起飞。
为何劳动力更重要？
L是各类劳动力总称，是国家发展更重要的要素，但是，L又是双刃剑。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人尽其才、各有所用，国家的发展不可限量。反之，如果人才不尽其所能，甚至大量失业，就必然成为社会不稳定、不安全的主导因素，继而成为反当权者及反政府的主要力量。2024年亚洲两个国家政府被推翻，就是最新的案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案例3：L严重过剩的国家
由于C短缺，教育落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L过剩，而且以体力劳动者为主。
为了生活，贫困的体力劳动者大批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一些向临近的相对富裕国家迁移，少数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偷渡到发达国家。
如果过剩的L无法向城市转移，以户籍或其他手段限制他们在农村土地上，城乡二元差距必然产生，而且越来越大，这在少数国家出现过。
如果过剩的L在本国城市也无法消纳，又没有任何福利支持，并严格禁止偷渡出国，这些过剩的L大有可能变成流氓无产者，部分为黑社会所利用，变成社会的负面因素，国家维稳压力和预算大增。所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政府对人蛇行为、偷渡出国予以默认。
L严重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有没有出路？这要看当权者如何抉择。
为何目标是导向？
Y是国家当权者追求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若干子目标的综合。
选举制国家，当权者偏重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其总目标中，多数选民的价值和利益是首要子目标，政党价值和利益、执政团队利益、甚至当权者个人及家族利益等都要服从首要子目标。
皇权制国家，当权者最重视政权的稳定和延续，这是第一目标；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进步、皇族成员利益等都得服从第一目标。
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全体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当然这是最理想的形态，虽然追求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其子目标包括经济、民生、社会、法治、绿色、平等等多个方面。如何保证最崇高的目标不被利益集团和一些当权者带偏，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
各国依据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建不同的制度特征。不同的制度下，国家当权者追求不同的国家目标，目标导向决定了国家发展的重点和国家竞争力的差距。
为何组织最关键？
F是函数，实际上就是国家当权者如何“组织”配置各种可用资源，即C和L，去实现Y。也就是说，F代表国家当权者的领导“组织”能力，我们用“组织”一言以概括。
小到一个企业（或集体），在类似的环境，相近的时间，给等价的资源即C和L，不同的领导人会做出不同的结果。假以时日，一些可做大做强，一些不死不活，一些破产倒闭，可见，一个企业（或集体）的领导人至关重要，他决定了企业（或集体）竞争力。
大到一个地方政府，甚至一个国家，谁当权掌舵至关重要。能力超强的当权者可以最大限度地调配利用各项资源，推动国家加快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国家政通人和、人民富足安康；相反，能力不足的当权者大有可能导致经济凋敝、腐败丛生、民不聊生、内乱不断等。古今中外，正反的案例不胜枚举。
所以，当权者或领导人是决定性的，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如下图所示，在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静态看，F1、F2及F3三个函数，代表三个组织的领导人，在相同资源禀赋C及L组合下，F1最大只能使用出C1、L1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1；F2最大只能使用出C2、L2或其他组合，实现产出Y2；而F能够充分使用出所有的Cm、Lm或相应的组合，实现最大可能的产出Ym，达到最高效率曲线。
无论C及L对应的价格是外生的还是关联的变量，杰出的当权者或领导人都能最大限度地组合并高效利用好C及L，F发挥出最大可能的效率。
历史周期看，我们可将时间t作为变量，持续考察Y的增长情况，以判断F的领导“组织”能力。
一个组织甚至国家的C和L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被浪费，产能闲置、人浮于事、失业率高、人不尽其所能，都表现为C和L利用率及利用效率低，产出Y不可能到达最大可能值。
所以，评价国家竞争力，实际上就是评价F，即国家的当权者及领导群体的 “组织”管理能力。
企业有了一定实力，一些希望更强更大，于是就考虑收购、兼并或上下游整合，甚至跨界经营，或将成为行业顶级企业；另一些则开始享乐人间，胡乱投资、疏于管理，导致企业每况愈下。
国家也是如此，一些国家有了一定实力，当权者更加韬光养晦，奋发图强，为土地、为资源、为财富、为权势、为利益等或发起战争，攻城略地，扩大版图，成就一番大业；一些国家当权者，可能为炫耀、为复仇等发动战争，对内横征暴敛，对外束手无策，最后国力衰退、甚至亡君亡国。
社会主义具有最崇高的国家目标，目标能否实现，要看国家当权者是否有高超的 “组织”管理能力F，这也决定未来在国家竞争力大战中，能否与发达国家博弈。
对国家而言，函数F包含的内容很广，其中包括：
1、中央机构是否出台以全体人民利益为导向，“三公”（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系统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让公权机构、市场主体、监督执行、人民群众等各得其所，市场主体能否平等竞争？
2、各级政府是否能高效利用好其直接掌控的资源C和L？各级政府机构是否能坚守社会主义目标体系？是否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腐败不止，权力滥用等现象？各级国有企业如何选拔出优秀领导人，担负相应的发展和经营责任，而不是借助特权和垄断，演变为腐败的温床？
3、各级权力机构如何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家及各类人才，鼓励创新创业，推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既要打造领先的技术创新体系，又要打造合适的产业生态圈，让社会资本和企业家根据市场规则，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特别是国内的C和L，而不是让大量的C和L外流？
国家竞争力不仅是中小国家努力奋斗的指南，更是大国博弈的焦点。
如今，突破性的技术创新迭代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太空探索等技术及相关产业成为大国竞技的焦点，可极大地推动Y快步增长，并形成壁垒和技术霸权，为此，全球大国博弈正如火如荼，已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级、甚至国运级的较量。
特朗普上台后，新一轮的联邦政府改革正在推进中，目标是削减联邦预算、裁减联邦冗员、放松市场管制、提高政府效率，继而降低税率，给市场主体松绑。同时驱除低端人口，吸引高端人才和资本。如果顺利推进，美国或将迎来未来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黄金期”。
欧洲大国，如德国和法国等，极右党派开始兴起，并逐步获得选民认同和支持，如德国选择党。他们以经济发展、民生改进、能源安全及技术领先等务实政策为纲领，或将在近期登上权力的舞台，未来欧洲将是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经济学家们摒弃国家制度和国家目标的差异，按照经济学的共同价值观，抽象出一些共同的子目标进行比较，如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保障能力等，虽有一些偏颇，但确实是大国比拼最重要的指标体系。
在全球各国C和L动态给定的前提下，大国之间的博弈就是如何让函数F发挥出最大功能，充分吸引全球范围的C和L，最优化调配和利用好国内的C和L，将Y推得更高并且更持久。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分别是上市公司企业家交流中心理事长及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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